近日,汕头都市报记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实施以来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及政府、医院的应对措施采访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并于
精神病人“回家”路漫漫
核心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实施以来,精神障碍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疑问:精神障碍患者主动要求出院或拒绝住院治疗,今后谁来负责他们的监管与诊疗?家属不愿接收怎么办?监护人无能力照看又该怎么办?……记者走访发现,在自愿原则下,离开医院的精神障碍者们的“回家”之路依然充满艰辛与坎坷。
案例1:
离开了医院却回不了家
精神病患者阿华(化名)以前一直由父母照顾,后来双亲先后离世,他的兄长成了他唯一监护人。经过住院治疗,阿华的病情得到控制,他想离开医院回家,谁知,哥哥却不让他进家门,还将他直接送到当地居委,弃之不理。居委会工作人员再三苦言相劝,但阿华的哥哥坚持认为患病的弟弟会成为他一家人的负累,拒绝收留,他希望阿华能够继续待在医院里,最好永远别回家。
案例2:
丈夫欲将病妻送回娘家
家住金厦街道的小玉(化名)年轻时是位漂亮聪明的女子,因为与一位外乡男子相恋而远嫁他乡,婚后小玉生了两个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后来,小玉患上了精神疾病,经住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医生认为小玉符合自愿出院标准,但她的丈夫却不愿再让她回家。小玉的丈夫打算将她送回娘家,然而娘家的父母早已去世,家中只剩下一个同样患精神病的姐姐。在街坊及居委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小玉的丈夫才勉强将她带回家乡,不过,那个家再也不似从前那样温暖。
案例3:
轻症精神病患“曲线”回家
“爸妈,不如你们杀了我吧!”今年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小琳(化名)声嘶力竭地哀求着自己的父母。小琳大四实习期间因为不适应社会工作中的种种压力,患上了抑郁症,大学毕业后她抑郁症愈加严重。无奈之下,小琳的父母只好将女儿送到汕大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可是小琳却坚持不愿接受封闭式的住院治疗。正当小琳与父母僵持不下时,医院进行综合评估后认为,小琳可以入住医院心身医学科的全开放式病房,让她既可以接受规范治疗又享有充分的自由,而小琳的父母也承诺等病情好转后立即让她回家。
无家可归的病人或增多
精神病人住院“自愿”,医院、居委都为难
为避免“被精神病”情况的发生,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中明确提出“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除已经发生危害他人/自己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自己安全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外,患者入院、出院都以自愿为基础。因此,如果部分患者自愿出院后若无人接收或亲属不肯接受,则有可能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不仅让医院为难,社区居委也面临尴尬。
医院:
面对“自愿”原则左右为难
“精神卫生法实施时间还不久,各种影响还未明显地显现出来。但随着法律意识的增强,精神病患者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将会更好地得到保护,与此同时,自愿出院的患者可能增多,随之产生的各种问题也会逐渐增多!”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据介绍,如果患者不符合“非自愿住院”(即强制性住院)的条件且其本人不愿住院,即使家属强烈要求住院,医院也不会接收。
社区居委:
防治康复工作压力大
一旦精神障碍患者离开医院回家,后继治疗怎么办?记者来到患者相对集中的金厦街道月季园社区居委。在一间小办公室,记者看到几个柜子里整齐地摆放着一叠叠的患者病历以及琳琅满目的各种药品,这里也是我市的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点(即精防点)之一,汕大精卫中心医护人员每月定期到这里义诊,为金厦、金砂、东墩、广厦四个街道辖区的精神病人提供免费咨询、防治及服务工作。
在义诊现场,记者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她是前任月季园社区居委会主任、现任金厦街道党工委委员杨静娟,尽管已经不再担任月季园社区的“父母官”,但她依旧时常要回来帮忙。“和患者相处久了有感情,有的患者非要我出现,他们才肯打针吃药。对于一些没有亲人或亲属无法照看的精神病患者,居委就是他们的监护人,责任重大!”谈起月季园辖区内的80多名精神病患者,杨静娟如数家珍,每一位患者的家庭背景、患病时间、病情控制情况等她都牢记于心,这得益于她20多年的精防工作经验。不过,杨静娟坦言,社区居委日常工作繁杂,当前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已经让所有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一旦更多患者回到社区,人手紧缺等问题令防治压力加大,居委恐难以承受。
专家为精神病防治支招:
建立政府主导的社区防治模式
根据我省部分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各类精神疾病患病率达到15.27%。,据此推算,我市现有各种精神疾病患者约8万人。近年来,焦虑障碍、抑郁症患者在新增病例中占比也逐渐升高。而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防治压力将可能向社区聚集,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社区防治模式,完善基层防治机制,为精神病患者“回家”铺好路。
记者了解到,我市目前共建立了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点(即精防点)50个,基本覆盖全市各区县。2009年,我市还建立了“汕头市精神病防治康复救助基金”,采取以政府投入为主、有关部门及社会捐助共同参与的方式,建立精神病防治康复长效医疗救助机制。然而,随着精神疾病患病率不断升高,我市精神卫生工作面临着精神卫生资源,尤其是从事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工作的人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实施“自愿”原则之后或将引致精神障碍病患“出院潮”,社区精神卫生资源短缺状况可能进一步加大。
“目前,患者家属在精神病防治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社会发展来看,今后以政府主导的社区防治模式将成为一种大趋势。”汕大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本报记者 邓丹丹 实习生 陈燕璇/文 本报记者 郑雯佳/摄